粮价飞涨正演变成一场危及全球安全的粮食危机。以粮食帝国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扭曲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在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中，它们注定是最大的赢家。

  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这是这几年我在农村调查时听到农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其实，不但在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如此，哪怕在美国，家庭农场也如此。

  过去的20年，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1995～2002年，美国共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80％的补贴流入到农场和农作公司，这些补贴的分配极不均衡，最大的1％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一点补贴。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早已出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产业化农场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以保持竞争优势和得到更多补贴。而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在政府（商品粮政策）和商业资本（控制食品生产和经销价格）的双重挤压下，已经没办法在商品化的种植业中生存。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地规模大体稳定中略有下降，但农场数量却由1950年的565万家，下降到2006年的209万家。

  农业产业化有不少优势：购买上的规模经济，更好的议价能力，更优惠的贷款利率，等等。但是，规模经济并不代表大农场效率更加高，更不意味着大农场比小农场更加有助于生态多样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健康。

  美国的数据也显示，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走小农场，并非其经济效率高，而在于其可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销售。

  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世界其他几个国家的农民，其实就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因为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1/3来自政府补贴。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估算过16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得出如下结论：“总体趋势是农场走向集中”，小农进一步被边缘化，农村贫困和失业状况更加恶化。

  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出现了：穷人越来越胖，富人越来越瘦；一代又一代的小孩快速变高变胖，发育提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其慢慢的变多的国民也患上了肥胖症。

  何以如此？答案主要是：农作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

  由于美国绝大部分农业补贴落在商品化农产品上，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制造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的储运、加工和销售上，出现了强大的食品产业集团和食品联合体。

  它们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涵盖了农产品投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它们利用低价格农产品，废弃自然界成百上千种谷物，只让农民种植少数几种高糖或高油的谷物，使得一两代前还十分自然的食物结构，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工食物结构。

  这一食物结构，主要建立在对廉价的人工配置的高糖、高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不断萎缩，价格也在不断上涨，消费群体向中高收入阶层集中。

  一个扭曲的粮食补贴政策，带来了扭曲的食物生产结构，进一步带来了扭曲的食物价格体系，从而带来扭曲的食物营养结构。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它们在近几十年内迅速走向集中。2004年，美国销售的肉类的集中度（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场占有率的比重），大多数都超过了一半，牛肉包装竟然达到了84％。面粉加工与豆油压榨，集中度达到了六七成。

  食物集团的手，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就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占有率，销售额2004年达28亿美元。若再计入杜邦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人类的食物，从最初的原材料开始，就走向单一化！

  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它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它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农作物多样性在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的多样性也在丧失。

  即使到了食物的销售环节，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在全球十大食物零售商中，美国占了一半。这样，最终形成了资本化农业对食物链条的全过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