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火店乡徐集村农民徐玉良被坑了。他之前买的一种声称可增产30%的“玉米专用肥”，用后庄稼却没啥反应。经有关部门查实，这种所谓的高科技肥料不过是普通氮肥。
据徐玉良回忆，当时村里来了一拨人进行宣传，邀请大家到县里的化肥厂参观学习，车接车送，中午还免费管饭。
行骗者是一种名为“忽悠团”的群体。《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多个县乡追踪采访发现，近年来，河南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假农资“直销坑农”骗局：有关人员和中小规模厂家结合，通过诱骗农民“进厂参观”、现场“洗脑授课”、免费送货上门等模式，售卖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导致农业生产事故发生，大量农民上当受损。
看似流动作业的“忽悠团”并非散兵游勇，而是有着严密的层级结构。暴利驱动之下，每个团伙就像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环环相扣“运转自如”，隐藏其间的则是一条灰色的生态利益链。
与普通的假农资坑农行为不同，记者在追踪调查时注意到，“忽悠团”这一群体既不是生产厂商，也不是肥料经销商，而是四处游击、靠嘴忽悠的“二道贩子”。
濮阳县蔬菜种植大户秦培川和记者说，2014年8月，自己购买了当地一家肥料厂生产的复合肥。施用到11多亩的大棚蔬菜里后，辣椒长得又小又弯，最少减产30%。在和濮阳相邻的豫北多地农村，不少农民也有类似遭遇，有的花生在施肥后甚至大片干枯死亡。
接到举报后，当地工商局查扣检验了三类共31吨“中原”牌复合肥，均为不合格产品。农资专业的人介绍，使用该化肥不但会加大农作物病虫害、倒伏可能性，还会造成土壤酸化、板结，带来生态灾难。
秦培川和记者说，买肥料前，先是有一拨不明身份的人进村宣传，组织大家进厂参观。
“当时去了不少村民，刚进厂还没有来得及看，那边有人通知说‘省里领导’来考察，就把大家带去吃饭了。”秦培川说，“饭桌上有人要求签订购买协议，我们想着‘省里领导’都来这考察了，能有啥问题，多多少少都买了点。”
此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夏邑县火店乡采访，部分农民购买了一种“玉米专用肥”，广告称除了含氮外，还有钙、镁、硫、锌、铁、锰等多种微量元素，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型多元素绿色环保专用肥料”，使用后“玉米可增产16%至23%，高达30%”。但当地质检和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所谓的高科技肥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普通氮肥，销售人员存在明显虚假夸大宣传。
“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卖肥料的，厂里的机器都在生产，看着很正规。”徐玉良也对记者说，“饭也吃了厂也看了，去的人多少都买了几袋。”
“忽悠团”一般与中小厂家合作，先以批发价“采购”农资，再以进村入户方式，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诱骗农民“进厂参观”，现场“洗脑授课”，最终掏钱买货，由此达到行骗目的。
采访夏邑县“玉米专用肥”时，记者刚好赶上了农资“忽悠团”的“洗脑”现场。在该县西工业园区的一家化肥厂，一辆辆小型面包车来来往往，从各地被拉来的农民像赶大集一样涌入院内。在二楼一间办公室，挤满了30多名前来“参观学习”的农民。一位戴着眼镜、自称是化肥厂技术顾问的中年男子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坐在台上给大家“讲课”。
“讲课”伊始，该男子首先解释称，公司之所以采取这种“直销模式”，是为了节约广告费用，给广大农民让利。在随后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又多次宣称，“玉米专用肥”是一种科技含量极高的“测土配方复合肥”，具有“不怕淋、不怕晒、不流失、全吸收、全营养”等特点。他还明确承诺，使用此种肥料能使玉米亩产达到1300斤至1500斤，高的甚至达到2000斤。如果因肥料质量上的问题造成减产，厂方将包赔损失。
“讲课”最后，该男子还现场演示了一个实验：只见他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白色粉末倒入盛满水的透明玻璃杯中，不一会，液态的水随即变成果冻状。他解释称，之所以发生这种化学反应，是因为“玉米专用肥”中含有一种特有成分，能够保水保墒，即使多月不下雨庄稼也不受旱。
面对眼见的“事实”，不少农民很是兴奋。“讲课”一结束，许多人随即下楼签订购买合同。
在办公楼后面的大院里，《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十多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忙活着，长满铁锈的机器不停转动。一位工人说，厂里每年只有夏秋两个生产季，其余时间基本不开工。每天能卖出去50多吨，主要都销往全县各乡村，生意非常好。
河南一位此前曾和“忽悠团”深度合作过的肥料企业负责人姚军（化名）透露，“讲师”堪称“忽悠团”的关键人物。这些人通常也是农民，30岁左右，高中文凭。虽然只掌握了皮毛农技知识，但往往冠以“农业部专家”“农业大学教授”等名头，最低的也要自称为厂家“技术顾问”。
“讲课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带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说的都是农民常见的身边事，比如什么辛苦打药磨破了肩膀、零售店为了赚钱而坏了良心等等，不动声色就把推销的产品给带出来了。”姚军说。
一位从业多年的曹姓“讲师”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授课分为小课和大课，小课进村讲，在大队部或村室，来的人相对较少；大课多集中到肥料厂家的会议室，有时还在县城的一些地方租用场地，听课规模能达到几百人。一个课时不超过2小时，授课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会购买。
“我光讲大课已经有十多年，化肥厂、县委党校、农业局办公楼里都讲过。‘讲师’啥都得懂，比如肥料养分、作物生长特性什么的。还要随机应变，能抓住农民心理。”老曹说，“以前讲课光靠嘴，现在为了让农民相信，还得做演示实验，为此我专门买了全套设备，投影仪、便携电脑都有。”
宁陵县一家肥料厂销售经理胡可指出，在每个“忽悠团”的组织架构中，以“讲师”为纽带，向上有位幕后组织者，向下则是数十名业务员。幕后组织者也叫操盘手，“忽悠团”行动前，先由操盘手考察好地点，包括和农资厂家谈判对接，这叫“踩盘子”。等相关事项敲定后，业务员再进村组织农民进厂参观，紧接着才是“讲师”出马。
“有的操盘手自己也是‘讲师’。作为核心角色，各环节最后的利益分成都由他说了算。”胡可说，“由于整一个流程设计环环相扣，比如请客吃饭的同时，就有人登记各家要多少农资，这边吃完送你回家，后边送肥料的车子也跟着过来了，让你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在一次完整的“忽悠团”行动中，合作的农资厂家要挣钱，请农民吃饭、车接车送需要成本，那么“忽悠团”最终是如何获利的呢？老曹以作操盘手的经历跟记者里里外外算了一笔账。
以80斤的袋装玉米肥为例，通常市场零售价在120元/袋。“我从厂里以1800元/吨的批发价拿货，算下来也就72元/袋。搭配玉米种子后，我的‘套餐肥’卖到140元/袋，赠送的种子对农民讲是50元一包，其实批发回来也就18元。这样扣除种子成本、业务员提成以及其他各种开销，每袋肥料我最低可以挣10来块钱。但在农民看来，除去种子钱后每袋肥料只花了90元，自然认为很划算。”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驱动“忽悠团”四面出击、到处行骗的，恰是此间潜藏的巨大“利润空间”。事实上，在严密组织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能从中不同程度获得分肥，唯有农民是最终的利益受损方。
有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每销售一袋肥料，“讲师”获利5元，操盘手10元。因为要承担请客送礼、农资运输、人员住宿等成本开支，业务员每袋可提成30元。
胡可表示，乍看之下，这点钱不算得上什么，可由于推销量大，时间集中，综合算下来也可以称为暴利。“一个农忙季最多个把月，通常‘老板’（操盘手）可以挣10来万元，‘讲师’8到9万元，业务员3到4万元。曾经有个‘老板’亲口告诉我，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半月时间就挣了上百万元”。
干了15年操盘手的老吴和记者说，因为不用做广告，销售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中小规模肥料企业都有过和“忽悠团”合作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投资50万到100万元之间的小型肥料厂，如果跟我的团队合作，保证当年就能收回投资。”他说。
姚军说，这些年，不少参与搞过“忽悠团”的都发了财，“老家盖上了楼房，还买了小车，通常价位在15万元左右。因为来钱快，有的孩子辍学后，也被带出去从事这一行当”。
在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前景”吸引下，从业人员慢慢的变多，活动范围也慢慢变得大。但由于流动作业、手法隐蔽，目前“忽悠团”的危害尚未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接受采访时，老曹和老吴分别从甘肃和安徽两地考察完业务回来。老吴介绍，河南的农忙主要在夏秋两季，前后加起来做业务的时间也就两个多月。因为从业人员慢慢的变多，这几年大家开始向省外发展。“河南的小麦种完了就往南方走，就我知道的，可以到山东烟台卖果树肥，也有些甚至跑到新疆卖棉花肥”。
老曹则表示，入行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南到云贵，北到黑吉辽，中部的安徽、河北等地都开展过业务。“从我2000年入行至今，带的‘讲师’级徒弟有五六十人，刚开始是河南人干，现在外省也有我们发展的业务员。大家跟着农事走，一年四季不闲着”。
长期从事农资打假维权的民间人士李鑫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忽悠团”在操作手法上也有所演变和创新，比如从以前的只卖一种农资变为多种产品相互搭配，进行买一赠一的套餐式推销，或者从单纯售假变为暗地里偷减含量，由此变得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
记者还注意到，“忽悠团”之所以四处行骗屡试不爽，有关部门监管乏力乃至故意“放水养鱼”，也是重要原因。
老曹透露，每到一地开展业务时，难免有人打电话举报。“工商局、农业局、质监局一行动，请客吃饭是免不了的，吃罢喝罢，多少还得拿几个。不摆平他们，下面的活没法干。”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由于农民分散经营，维权成本高，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发生意外事故后难认定，愈演愈烈的“忽悠团”现象亟待引起各方重视，从源头上严查清理。如果任其发展，不但扰乱了农资市场的正常秩序，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长此下去还可能给粮食安全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