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在玉米生产中始终占有主体地位，特别是杂交玉米种子的培育和推广，在世界上已形成规模很大的玉米种子产业。这个被誉为投资少，见效快，周期短，盈利丰的“黄金产业”，成为当今企业家瞩目和投资的热点。中国玉米种子行业经历了“四自一辅”和“四化一供”体制时期，为玉米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后，中国玉米种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玉米种业经历发展高峰之后，将一直处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玉米种子市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历的变化，呈现“高潮-低潮- 恢复-再发展”生产周期。各地大部分种子公司都把经营目标对准了投资少，盈利多的玉米种子，迅速形成“百家争营，各自为战”的激烈竞争局面。进入90年代，中国玉米培养种植面积从3亿亩持续增长至3.5亿亩左右。每年约需种子8～9亿kg。按亩产种子200kg计算，每年保持480亩制种田足矣。从1990～1999年杂交玉米制种面积看，10年中制种面积超过500万亩的有6年，低于500万亩的有4年；最高年份1995年达660万亩，最低年份1992年仅360万亩；最高与最低年份相差300万亩。这是种子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

  在玉米种子短缺时期，经营种子往往带来丰厚的利润。1994年度杂交玉米供种总量只有8.2亿kg，求大于供，价格剧涨。经营种子轻而易举地获得厚利，较大地剌激了玉米种子生产。1995年制种面积陡然上升到660万亩，由于受1994年度抢购玉米种子的影响，主销区种业人士余悸未消，唯恐营销落空。加上媒体误导，1995年玉米种子又卖了一个好价钱；但实际上库存种子已达到5亿多kg。“种子战”仍然使经理们获取可观的利润，再次形成玉米种业“大干快上”的局面.任何商品经营在市场不饱和状态下，规模与效益成正比；而在饱和状态下，规模与效益往往成反比。尽管供大于求的信号迭迭发出，库存种子堆积如山，经理们仍然兴致勃勃，盲目扩大制种面积。1996年玉米制种高达645万亩，加之“老天”帮忙，单产和总产量均达到历史最高峰。加之上年库存，玉米总供种量达到16亿kg，比全国常年实际用种量8亿公斤整整多出1倍。1996年种子价格随供求关系上下大浮动，价格直线下滑。销区经理们看形势有利，持币观望，坐待跌降，销售高峰大大后延。产区经理们叫苦不迭，四处奔忙寻销路，只求种子不积压，减轻贷款利息压力。1997年背负库存6～7亿公斤玉米种子的沉重包袱，农业部有关部门采取调控措施，建议各地调减面积。当年实播面积只有410万亩，但由于主产区受几十年罕见的干旱灾害，实收面积仅为360万亩。单产降至7年来的平均水平，亩产种子仅150kg左右，总产5～6亿kg。再加上库存种子4.59亿kg，当年实际可供种总量达10.7亿kg，仍然供大于求，价格一直疲软。直到1998年供种结束时，库存种子仍达1.42亿kg。1999年制种494万亩，预计产种量10.5亿kg，加上库存，2000年全国玉米供种量估算11.8亿kg，预计仍将富余3.8亿kg。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许多地区出现严重旱情，制种产量显著下降，供求关系尚未明朗。

  玉米种业丰厚利润改变了长期形成的种子生产与流通的格局。例如，辽宁省每年向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个县提供玉米种子1.8亿kg，加上辽宁自身用种，每年需生产种子2.5亿kg，占全国总用种量的1/3左右。“九五”期间，供求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其一是以甘肃为代表的新产种区迅速崛起，每年产种量由几百万公斤急剧上升到近亿公斤。其二是以河北、山西、内蒙古为代表的产种省份，制种面积进一步扩大，三省（区）的总产种量已超过了辽宁。其三是以山东、河南、陕西、吉林为代表的长期自繁与外购相结合的省份，自繁自供种子的比例逐年增加，并有一部分转为销出。其四是以京、津、滇、黔、皖为代表的完全依靠外调种子的省市，现在亦开始制种以增加自供比例。由于玉米品种和种子产地多元化，而供求关系又是一个稳定的常数，从而形成了全国玉米种子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强化了不可逆转的买方市场。可以预测，在21世纪初的若干年内，玉米种业将长期处于买方市场，供大于求。但也应指出，买方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深层次的种业体制改革。

  玉米种子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必然有竞争。只有质优价廉、适销对路、信誉较高的产品方才受到农民欢迎。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玉米种子市场，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玉米种业竞相降价带来的后果是出现种子多（品种多）、乱（布局乱）、杂（种子杂）的局面。主管部门发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目的是杜绝假冒伪劣种子进入市场，但其核心内容却是重申把种子销售权限定在县级种子公司。实际上更加剧种子市场的非正常竞争，促进了市场“种子战”。市场“种子战”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盲目扩大制种面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按计划制种，有些种子公司不是以市场需求决定制种规模，而是以公司的人力和财力确定面积，为盈利超计划制种。在种子紧缺年份，农户会违约将种子卖给其他肯出高价格的公司，种子公司不可能与制种的千家农户打官司；而在种子剩余年份，种子公司必须收购向农户预约生产的种子。农户也把玉米制种作为致富手段，私繁乱制，套购倒卖，积沙成塔，大量的超产种子投向市场游荡冲击，使种子价格大起大落。第二是竞相促销搅乱市场。由于真正意义上的种子市场还没有形成，种子质量在竞争中所占权重较低，价格居于主导地位，导致种子质量意识淡薄。种子促销有几种误导：声称新品种推广，价格低廉以及媒体弄虚作假。许多低层次动作滋长蔓延，竞相压价，相互倾轧，商业道德不良，造成市场混乱。第三是假冒种子充斥市场。极个别经营者见利忘义，偷梁换柱，掺杂使假，以次充优，以陈代新，在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即使诉诸法律，也常常不了了之。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种子管理部门在大城市举办的“种业集市”，使种子市场竞争趋于明朗化。在那里，开展了真正的玉米种业竞争，比质量，比品牌，比包装，比价格，比信誉，还要比咨询服务。农民可以明了行市，货比三家，买个踏实，每购上30～40kg种子，既便吃喝加路费仍然比县种子公司价廉物美。县种子公司销量剧减，收入下滑。有些地方种子部门为自身利益，设卡堵截，没收转商，乃至吊销司机执照。市场竞争本来就有盈有缺，不在竞争中振兴，就在竞争中衰亡。

  玉米种子是一种具有天然性和再生性永续利用的资源。年年制种，岁岁盈利。全国每年需种8～9亿kg，平均每公斤按最低利润4元计算，每年即有30～40亿元的净利润在市场上游戈，每家种子公司都希图从中分得一杯羹。1999年作者在北方地区随机考察了20家县级种子公司，发现有2/3的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司员工偏多，人浮于事。最少的公司25人，多的公司130人，平均50～60人。个别公司多达400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一般有25～50人足矣。二是职工素质偏低，管理水平差。种子公司中有大专学历的员工仅占5%～10%，加上中专学历的员工亦不到20%。职工素质偏低无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职工中“一多二老三少”，即女职工多、年岁偏老、内行人少。四是管理乏力，负债经营，资不抵债。因是国营体制，故安于现状，静待改革．五是思想观念滞后。缺乏奋起争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县级种子公司拥有自己的“地盘”，有固定的销售农户，每年都保持稳定的利润。在当前乡镇企业不景气、大批职工转岗的情况下，种子公司经理亦承受多方面难以抗拒的压力。第一个大难题是没有人事管理权。公司的经营活动听命于当地人事安排，成为求职者的首选和跳槽者的理想去处。最难处理的是“子弟兵”，经理稍有不慎，即有免职或调出之虞。调查中发现有一家公司3年竟换了4任经理。一任经理一茬兵，债务年年往上升。第二个大难题是非正常社会干预。经商纳税本是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分辩公平与合理。募捐出一些，赞助多一点，摊派算一份，最经常遇到的征收项目有营业税、工商税、环保费、市容费、卫生费、流通费，私下里还有一些有名无据的支出。经理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搞关系”、“通路子”。种子公司尽管盈利，却无权无力增加设备，更谈不上宏伟创业。第三个大难题是处理用户和基地的关系。种子难卖，基地难落，三角债难清，供求伙伴难处。经理一方面要以优质服务赢得用户和基地的信赖，另一方面还要适应社会生存的特点，吃喝游览好招待，千方百计维系购与销的伙伴关系。经理们面对诸多难题和压力，千方百计维护自身臃肿机构的生存和经济利益，不准其它单位在所辖范围内营销种子。县种子公司和管理站“二位一体”，发现侵界种子即行没收或转粮，因而种子纠纷层出不穷。农民被圈在指定的地点购种，在“卖方市场”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县级种子公司路在何方？在被调查的20家种子公司中，有3家已实行或准备实行股份制企业，并自育品种，打出品牌。有6家经理对种业发展前景有思路、有方案，但最后决策还要由“婆婆”点头。其他经理们对种业形势表示困惑与无奈，在地方干预之下，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跟着感觉“走着瞧”。

  在玉米种业竞争和种子之战的夹缝中，感受苦闷与无奈的算是玉米育种家。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期伊斯特、沙尔和琼斯创造杂交玉米并奠定了制种方案以来，全世界玉米育种家至今均沿用此法，即通过二环系法选出自交系，再以两个自交系组配杂交种。此法并不复杂，从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研究员，到基层从事农技工作或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都可以用此法培育玉米杂交种。但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育种家的谋略、经验、投入、辛勤乃至机遇。但是，要选育一个杂交种，通常需要经过选系、加代、组配、繁育到推广等诸多程序。一般需要6～8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若改弦更张，重订方案，又需要一个6～8年。时光无涯，人生苦短，获取成功的育种家毕竟是少数。科教体制中，经费由国家无偿供给，长期以来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育种家们对育成品种缺乏推广能力和积极性。国营种子公司无偿地使用科研部门育成的新品种，对选育新品种漠不关心。其结果是，科学家经历千辛万苦育成一个杂交种，而种子公司在“统一供种”政策下，利用育种家的成果，轻车熟路，年复一年获取可观的利润。政策导向造成两个部门明显的的反差。玉米“黄金产业”有利可图。现今除国家、省级育种单位外，地区、县市科研和种子部门都青睐育种工作。资力雄厚的大公司纷纷开办科研所，更多的则是有些基层种子公司，急功近利。据报道，全国至少有2 000多家种子公司染指玉米种业，其中至少有400家兼营育种业务。“你有他有我也有，千方百计早出手”。一期间杂交种骤然增多，新品种不断翻新。种子公司推出新品种正常渠道有两条：一是依靠购买育种单位的种子专利或合作开发权；二是高薪招聘离退休育种家，轻车熟路，快出成果。反之，亦不乏其数。199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发布。但缺乏配套的管理机构和健全的法规体系，形同虚设。大多应用型科研单位和育种家都已认识到，科技体制必须改革，所有制形式必需突破，科研院所必须进入市场。据有关部门对83位玉米育种家调查，有56位科研人员表示愿意到种子公司工作，占调查人员总数的69%。

  玉米种业国际化趋势即将形成，中国玉米种业谁主沉浮世纪之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出现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经济开放三大趋势。玉米种业面临资本、技术和智力经营三大优势明显的国际种业集团的严峻挑战。中国常年玉米种植培养面积约占世界总面积1/5，是一个令国内外企业家瞩目的市场，跨国种子企业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形势所迫，大势所趋。玉米种业正在稍稍地探索几种改革模式：一是科研单位从事玉米种子开发；二是种子公司办科研；三是种子公司与育种单位协作；四是种子公司之间的联营。还有其它不同形式的玉米种业集团先后崛起，以适应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的新形势。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有些人士把上述协作形式视为种子产业化的改革方向，满足于短期利益，放松长远的改革。形成层层搞育种，机构小而全，工作重复多，浪费人财物。尤其应该注意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即将形成，我国正步入世贸组织，农产品（包括种子）市场必将全面对外开放。“入世”对中国玉米种业来说利弊兼具，挑战和机遇并存。例如，对中国玉米生产和出口贸易短期内将有很大的冲击；但先进的种子技术和遗传资源的引入，将有利于丰富玉米种质基础，提高育种水平和增强种业竞争力，特别是有助于加速玉米育种和种业体制的改革。要抓住时机，从宏观上增强驾驭能力，热情参加国际种业市场的竞争，将把挑战变成机遇。为此：

  第一，加快科研和种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体制改革要突破所有制的限制，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要解决政企不分和育繁销脱节的问题，搞活运行机制，放开种子市场。打破区域封锁，促进种子流通。科研体制改革要与种子行业改革同步进行。种业科技与种子生产同步发展，加快种子产业化的建设进程。

  第二，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加快出台我国《种子法》。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执法系统，保护从业者在法制环境下公平竞争。加强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保护知识产权。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和监督职能，依法保护消费者、投资者、经营者和育种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扶植和组建优势玉米种业集团。正确地认清即将形成的玉米种业大改组、大兼并、大市场的发展的新趋势，有计划地扶植和组建若干跨地区、跨行业联营的优势种业集团，包括民营股份制种业集团。加速国营种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革，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收购、兼并科研院所或种子公司，也鼓励科研院所或科学家带技术、带成果进入股份制种业集团。要以优惠政策欢迎外资或跨国种业集团合作开发中国玉米种业。加速中国种业技术、经营管理和企业制度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