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这两条原理不难得出结论，提高杂交种产量的主要途径是逐步的提升自交系的GCA，而不是靠提高两亲本之间的SCA。Duvick研究表明，杂交种产量的增长与亲本自交系的GCA平行。Hallauer指出，发展杂交种初期，SCA对杂交种产量的贡献大约在70%，而到了1980年代初期，GCA对杂交种产量的贡献上升到80%，SCA只占20%。实践证明，不仅产量增长取决于GCA，抗逆性的提高更取决于GCA及加性遗传效应的积累，因此，我们说这个原理决定了玉米育种的技术路线和效率。

  第二要明确，玉米产量的继续增长与提高杂种优势无关。相反，在过去八十多年里，美国的玉米杂种优势强度在逐渐下降，即玉米产量的进一步增长不取决于杂种优势的增长，而取决于非杂种优势的遗传原因，特别是对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抗性或耐性。这就提示我们，如果在试验田里把育种的注意力放在提高新组合的杂种优势上，可能会在生产上降低投入产出效率，使提高产量变得很困难或者代价过高。种子公司也不欢迎这类杂种优势很强的杂交种。

  我上面最后两句话把事情的因果关系给说颠倒了，实际上，正是由于种质扩增的实践产生了两个杂种优势列的理论概括。所以，杂种优势列的想法只有从Hallauer和我的嘴里才说得出来。没这个实践，哪有这个思想？而一旦产生了这个思想，自然就更进一步促进育种实践。这样说就符合认识论了。

  接下来根据杂种优势模式，把国内外的种质都“向两边推开”，以防止走“猫步”，有效地保持甚至逐渐提高两群（列）之间的SCA效应，这有利于强化对种质资源的管理，提高育种效率。这在本质上是逐渐扩大两个群之间的遗传距离或等位基因的频率差。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实质是保持和利用非加性遗传方差。

  以往的问题出在哪里？育种目标和育种技术方面有过3个理论误区：⑴什么是产量？⑵产量与杂种优势的关系？⑶如何通过自交系提高杂交种的产量？第三个问题的另一种解释（更科学的诠释）即一般配合力（GCA）与特殊配合力（SCA）对杂交种产量的相对贡献。这些理论问题决定了育种目标、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的合理性。

  我们首先要明确，产量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是试验田里玉米果穗的重量，而是如何排除或抗衡农民生产田间限制产量和产量稳定性的那些障碍因素。因此，Duvick把产量解释为抗逆性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品种必须有一定的抗灾减灾，首先是耐密植抗倒伏的能力，然后是耐旱、耐低氮和耐低温或高温的能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有耐湿和耐渍的能力。抗生物逆境也属此范畴，但育种家通常并不忽视对病虫害的抗性。

  “以我为核心”，说的是商业育种要以本土化的杂种优势模式为核心。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不是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问题，而是育种实践的结晶，但在中国，人们对杂种优势模式的理解与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有关。它背后的研究方法是以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为基础，但对技术的采用却受人文智慧影响。玉米种质资源可以划分成两个杂种优势列(alignment)，我们概括为A′B，Hallauer则概括为Reid-Tuxpeno′非Reid-非Tuxpeno。这是对美国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杂种优势模式SS（Reid）′NSS（非Reid）的扩展和延伸。后者是一对经典的杂种优势群（group）。如果有需要，每个群内可以包含若干亚群(cluster)和不断加入新种质(races)。每个国家应以美国的杂种优势模式为基础，建立本土化的杂种优势模式。两个杂种优势列的思想有利于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也就是把全世界的种质资源都按照本土化的杂种优势模式分别推往两个方向进行管理。

  根据上面叙述的这些原理，我们提出了玉米育种要“立足现有种质基础，以我为核心，向两边推开，循环育种和高密度育种”的基本思路。

  二十多年以前，我们手里能用的种质资源确实很贫乏，但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我们引进了世界上许多核心种质，连美国、法国、德国的跨国公司都争相把许多好的资源送到中国来，但是我们大多数育种者却不会使用这一些种质资源。包括许多专家教授也不会使用这一些原始资源和改良种质，甚至不会使用美国公司的专有自交系。其根源在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中数量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缺失，这就使育种技术失去了灵魂和主心骨，缺少最基本的科学思维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这些足可以反映出我们应该加强常规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培训。也许有人会说都是科技和学术界的浮躁给闹的，但我们说不清也解决不了社会浮躁，只能讨论理论和技术，充其量是我替大家读书。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解决不了眼下的创新出路问题。

  玉米育种陷入理论误区，其后果很矛盾，一方面从事育种的人力资源丰富，育成品种数量非常多，另一方面，生产上缺乏优良品种，玉米产量增长缓慢，甚至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近50年来增长最缓慢的时期。

  比较中国与美国玉米生产的差距，显而易见，中国使用了相当于美国86%的土地面积和2.3倍的化肥，生产了49%的玉米，产量水平相当于美国的55%。大家都意识到，只有采取比较有效的技术措施，才能止住下滑趋势，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全方面提高生产水平。

  我国育种者曾经面临生物逆境的巨大压力，当时很强调种质基础的重要性，却忽视了育种技术的导向性和能动性。今天，当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认识到不能没有种质改良和种质创新，但也不可以忽视育种技术的改进。今后，要尽快地使玉米育种完成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这取决于我们对数量遗传学知识的把握。除了种质基础和育种技术，还需要一点人文智慧。三者结合才能促进玉米育种技术从经验向科学的转变。

  最近，网友询问玉米育种的基本思路是哪5句话，还有人问循环育种怎么做，我只好复述如下，包括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论铺垫和改造我们的育种技术。

  在中国现代玉米育种历程中发生过两个重要的历史教训：“狗熊掰棒子”（抛弃优良种质，或喜新厌旧）和“走猫步”（技术错乱）。前者是理论和技术上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对于把握大量种质资源和遗传改良的能力缺乏信心和能力。后者源于一种灵活多变而看似有效的传统人文精神，但在现代育种技术面前，却忽视了数量遗传学原理，表现出明显的理论幼稚病。这两个现象合在一起，便折射出以经验为主体的育种技术特征。其后果便是理论模糊，思路混乱，技术跟着感觉走。在做了许多调研和参加了一些会议之后，我发现这就是当前很多人对育种技术的理解。包括一些专家教授竟也如此。